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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来贺当上刘庄村的支部书记之后,凡事总是先为群众着想,宁肯自己吃亏不能让群众吃亏,成了他多年的习惯。1965年,他任县委副书记,县里开始给他发工资。这时候刘庄的分配水平还不高,史来贺把县里发的工资交到村里,和村民一样拿工分。刘庄的分配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后,史来贺又放弃了拿村里的分配,拿起了县里的工资。有心人为史来贺制作了一份“1977年至1990年史来贺与刘庄同等劳力年收入对照表”,从中可以看出,仅这14年里,史来贺比刘庄同等劳力少收入2.5万余元。1976年,史来贺带领村民自筹资金要给每家每户盖成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第一批新房建成了。村民们要建房出力最大、操心最多的史来贺先搬进去住。史来贺召开大会说:“搬新房先群众,后干部。群众中谁住房困难谁先搬。”就这样,盖好一批,搬迁一批。直到6年以后,史来贺才和最后5户一起搬进新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史来贺所在的刘庄村经济发展带来勃勃生机，时任刘庄村党委书记的史来贺面对集体经济落后、村民贫困的现状，挑起了带领全村人治穷致富的重担。改革开放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他正年富力强，两个儿子世领、世会也有才干，爷儿仨如拉出去单干，人脉本事足以轻松致富，甚至有人预言他会成为雄踞中原的富翁……他却说：“个人富了，大多数人还穷，吃饭不香，躺在床上也睡不好觉呀。集体搞好了，群众富了，个人也就富在其中了。”他多年养成习惯，每夜入睡前，都要对全村300多户“过电影”。刘庄村民说：“在咱村，是集体致富，不漏一家。全村谁家日子不能过了，老史都过去拉一把。特别是对困难户，格外看得重，恐怕他们过不好。”他最牵挂的是病人、老人、孤儿寡母、残疾人，连到刘庄上班的外地合同工都感叹：“这些可怜人，平时谁理？撵在人家后头说话人家都不想听呢，他们在刘庄有福了。”
为了让刘庄群众尽快富起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史来贺带领村民先后办起了食品厂、造纸厂、淀粉厂。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这些工厂很快为刘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史来贺和村班子成员反复考察,引进了高科技生物工程项目,在刘庄建设了一座全国最大的以生产肌苷为主的生物制药厂。经过此后几年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创新,刘庄药厂已经位列全国医药行业百强, 生产的肌苷产量已占据全国的一半以上市场份额，年产值占到了刘庄总产值的80\\%以上。史来贺运用边学边干的实践中掌握的领导科学和管理知识,史来贺带领刘庄形成了以农促工、以工建农、农工商并举的集体经济的新格局。
史来贺为了刘庄的发展,为了刘庄群众的富裕吃了一辈子亏,换来的是刘庄群众对党组织的无限信赖,换来的是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